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需求萎缩、流动性下降和贸易信贷锐减等因素，全球范围内的经贸往来活力锐减。WTO甚至预测，2009年全球贸易将出现9%的负增长。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东亚国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普遍较高；但即便如此，不同国家在外部冲击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也各不相同。
中日韩受冲击情况不同
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东亚贸易分工体系“雁行模式”就逐渐成型。所谓“雁行模式”，其内涵是：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将成熟的或丧失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服装、玩具、塑胶制品、中低端电子产品等陆续转移到一些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开始加入到这一东亚分工体系中来，由此勾勒出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贸易分工图景，形成了“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产业间贸易垂直分工形态。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雁行模式”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2001年日本通产省《面对21世纪对外经济政策挑战》的贸易白皮书承认，亚洲国际分工体系从此进入一个“多元化、网络化”的时代。也就是说，除以往的产业间垂直分工外，还出现了产业（品）内垂直分工，以及某种程度的水平分工。
与产业间垂直分工不同，产业（品）内垂直分工是指东亚各国在同一种产业或产品的价值供应链中所处地位不同。例如，最发达国家（如日本）研发生产高技术的核心零部件和原材料，较发达国家（如韩国）生产一般中间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则进口上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并负责组装和最终出口，因而其在产品中的的价值含量也最低。
就中国而言，产业间垂直分工和产业（品）内垂直分工是参与东亚生产分工和全球贸易的两种主要方式，而水平分工目前占比仍然偏低。以2001~2006年中韩双边进出口结构为例，在HS分类所列21大类97章的产品中，属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范畴（出口单位价格与进口单位价格之比在0.75与1.25之间）的商品仅有8章。因此，可以认为中韩两国产业内贸易仍以垂直型分工为主。
金融危机爆发后，特别是2009年一季度以来，中日韩对外贸易都出现了明显下滑。但仔细比较后，又会发现三国贸易在外部冲击下的稳定程度明显不同。显然，除汇率、出口退税等因素外，这与三国在东亚制造业供应链中所处地位和分工不同也有关系。
进口部分，三个国家所受冲击程度大致接近。2009年1~4月，日本货物进口1706.6亿美元，下降30.1%；同期韩国货物进口957.9亿美元，下降33.6%；中国货物进口2619.9亿美元，下降28.7%。
而在出口部分，越是偏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国家，或越是处于供应链顶端的国家所受冲击越为严重。2009年1~4月，日本货物出口1617.2亿美元，下降39.7%；韩国货物出口1051.1亿美元，下降23.4%；而中国货物出口3374.2亿美元，下降20.5%。
由此我们可得出两个结论：一方面，基于产业（品）内垂直分工的供应链将由下而上传导甚至放大危机对出口的影响。
在中日韩三国之间，存在如下“演义”：目前韩国的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分别是中国和日本，中国是其主要贸易顺差来源，日本是其主要贸易逆差来源；日本的第一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分别是中国和韩国，近年来中韩两国都是其重要贸易顺差来源（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而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日本和韩国仅居第三和第六位，且基本上都是逆差。因此，当中国出口订单减少，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对处于供应链中游的韩国和上游的日本的进口需求，并且在供应链中所处位置越高，出口下滑势头越是显著。反过来，日韩出口下滑，未必会对中国有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基于产业间的垂直分工又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半壁江山的中国，在外部冲击中所受影响相对较轻。根据海关统计，今年1~5月，中国机电产品出口2505.3亿美元，同比下降21.9%，这一点与日韩情况大致相仿；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则要好得多。例如，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同比下降8.1%，纺织纱线及织物出口下降15.5%，鞋类出口下降2.2%，家具出口下降7.8%，塑料制品出口下降6.4%，箱包出口下降4%，玩具出口下降14%。
可见，那些传统上被视为低端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缓冲和稳定中国出口下滑势头起了重要作用。这与服装、鞋帽和电子产品需求收入弹性降低有关，即便欧美整体进口需求下降明显，但日常消费所受影响依然有限。
反思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做出如下反思：
第一，实践证明，在危机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较之于机电产品表现出较好的出口稳定性，同时也较好地保持了就业和社会稳定。因此，对中国而言，即便未来实现了出口行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就一定要片面提倡整个国民经济都移向供应链顶端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劳动力成本增加，虽然东部沿海地区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是大势所趋，但中国内部差异大，加上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应当通过政策手段大力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第二，对日本而言，也不得不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走高端技术路线，如何摆脱贸易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与欧美不同，日本并未直接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今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却大幅收缩14.2%，环比降幅也高达3.8%。二是如何与产业布局趋同的韩国长期保持一个安全的技术代差。
第三，对于韩国而言，目前在中日韩贸易三角中，韩国的地位已有边缘化之忧，其在高端部分竞争不过日本，而在中低端部分又不如中国。更危险的是，在全球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要想留住更多海外订单，势必要压缩生产成本，而这无疑为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生产本地化提供了良机。一旦中国在众多进口零部件上实现了国内替代，韩国经济以往对中国贸易的顺差优势必将会受到全面颠覆；同时，日本又在高科技零部件和新材料研发领域将韩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因此，若不尽快找到出路，韩国贸易出口的前途堪忧。
以2005年为分水岭，韩国对华贸易顺差逐年减少，2006年为209亿美元，2007年为190亿美元，2008年更降至145亿美元；与此同时，韩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丝毫不见好转，2008年韩国对日贸易逆差达327亿美元，较2001年几乎翻了3倍。究其原因，还在于高科技方面对日本依赖过大。韩国银行的研究表明，在数字家电领域，日本企业在世界市场所占份额中，成品只有25%，但材料高达66%，零部件为32%，制造装备为49%；反过来，韩国企业第一零部件的国产化率超过90%，但第二、第三零部件的国产比率则很低。可见，其与日本之间的技术鸿沟依然巨大。
第四，笔者认为，中日韩应当共同认识到，当前的危机事实上也为推动三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了一个难得契机。通过重新整合贸易分工体系，促进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双向自由流动，提高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才能有效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