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中国经济需加速内部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现实迫切性。

当前，随着中国外贸形势的逐步趋稳以及外汇储备上升速度再次加快，国际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关注程度重新上升，不少分析报告开始对人民币升值的时间和幅度进行竞猜，其情形十分类似于2005年前后的市场分析格局。

不过，从发展趋势上看，不应把当前的市场格局与2005年前后做简单类比。分析人民币汇率走势，需要把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汇率波动趋势和宏观经济正常化时期的汇率波动趋势分开。

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下的相对稳定，也出现了一些宏观经济领域的新难题，例如如何应对资产泡沫，如何通过汇率波动来赢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抑制可能出现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促进内需扩张等课题。

从政策导向看，实际上中国一直在积极采取措施，促进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平衡。例如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币恢复浮动以及相伴随的一次性升值，就是试图平衡此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所累积的贸易盈余。但是实际情况表明，因为全球经济所出现的结构性变化，中国的贸易盈余在2005年之后的上升态势异常明显。从更大的背景上说，这种贸易顺差的积累，更多体现的是全球产业链的转移趋势。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看，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时，都不可能完全靠汇率升值来平衡。从当前中国的具体状况看，因为中国特定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以及加工贸易占重要地位的贸易结构，注定了中国的贸易必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有贸易的盈余，同时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也必然会吸引外资的流入，这种格局所形成的双顺差是结构性的，仅仅依靠汇率升值很难解决。要调节这种国际收支的不平衡，除了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的小幅升值之外，主要应该依靠中国经济的内部改革和结构调整。

现在，关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讨论再起，与其说体现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压力，还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中国经济需加速内部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现实迫切性。

首先，要素资源价格的扭曲，实际上放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被低估的本土资源价格，使得中国的出口优势被放大，同时也使得企业更倾向于依靠廉价资源进行出口，增大了对资源的消耗。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快要素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是促进汇率、国内资源配置更为合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次，非对称的外汇管制措施，放大了外汇的供给，进而放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在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内在因素强调增大外汇的供给而抑制外汇的需求。在外汇已经相当充裕的今天，这种不对称的外汇管理体制，从客观上放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调整外汇管理体制也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内部改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内容。特别是要给居民、企业以及金融机构更大的外汇支配权，避免将外汇过于集中到政府手中，增大外汇运用的难度。

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经济危机时期，它们对人民币汇率及其贸易顺差尤为敏感，这其中既有误解的成分，也蕴含了中国需要加快结构调整、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动力。

因此，在当前的市场状况下，人民币何时重新进入双向波动、小幅升值的轨道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即使重新进入这个轨道，其幅度也是十分有限的。从当前的市场格局以及历史经验来看，更为关键的问题还是当前的汇率争论所凸显出来的，关于内部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迫切性。（巴曙松）

来源:中财网